说到汉朝史官司马迁，在中国文史界可能许多人并不陌生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不朽名著《史记》有很大的关联。至于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撰写这部史书，他为什么遭遇终生致命的打击，身体残疾后，又是如何顽强地生活下云，顽强地坚持创作，顽强地把个人恩怨抛弃一边，始终坚持以史实为依据，以简明流畅的笔法，为后人留下一部52万多字130个篇目，记叙中华民族上古三千多年的社会发展史书，可能知晓的人不多。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关于司马迁个人信息流传下来的有限。余清楚地记得，文革前曾看过一本有关司马迁个人信息的旧书，那时余还是个懵懂少年，至今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，司马迁有过目不忘的天赋，年轻时游历过祖国的名山秀水，有一股很强的好奇心，喜欢寻根问底。书册上附有一张他的画像，前额突兀，眼睛炯炯有神，薄薄的嘴唇，稍尖的下巴，穿一袭长及膝盖以下的袍衫，宽大的袖筒，头上用发带将头发扎成一个圆筒状，给人印象既整洁又具典型的古风色彩。他中等偏高的身材，略微有些弯腰驼背，这或许是他遭受苦难的印记。文革后，当余意识到那本旧书的价值时，寻遍许多古旧书店却无踪影，无奈，只能扼腕叹息。
后来，在余搜寻到的司马迁相关资料中，最能反映他性格，最典型，最感人的莫过于他在朝堂上公然与汉武帝唱反调，为投降匈奴的骑都尉李陵辩护。这在封建社会无疑是胆大包天的事。果然，朝堂上文官武将都站到汉武帝一边，纷纷指责司马迁，更有甚者，为了表示对皇帝的赤胆忠心，要求汉武帝把司马迁与李陵一并论处。进而促使汉武帝下决心操斩李陵全家，把司马迁关进大牢。
关进大牢的司马迁并没有随风转向，然而汉武帝对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，保住了他的生命，但却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和自己的江山，下旨对司马迁处以宫刑。
受刑后的司马迁想过自杀，但想到古代文人士大夫有的在蒙冤和不平中精神不倒，如屈原、孔子、左丘明，吕不韦等人感染了他，给了他顽强生活下去的信心、勇气和决心。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就表露过这种心路历程。这也是后人引以为敬，并冠以发愤著书的典范，亦是他创作《史记》的艰苦旅程中感人至深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回望司马迁这段历史，正所谓不忘来时路，我们心明眼亮，放眼看明天，我们将行稳致远。余写此文，缘起《汉苏武牧羊新传剧本通稿》，之前余撰诗《汉苏武牧羊新传》（详见《当代中国诗人精品大观第6卷》）为注解新传之新，余写了《解读〈汉苏武牧羊新传〉》（详见《大美东方全国诗书画作品典藏》2023年卷）。余想通过舞台艺术，加进现代元素把苏武、李陵的形象丰满起来，艺术再现苏武不仅是一个在匈奴单于残酷迫害下，决不低头不屈服的铮铮硬汉子，还是一个能与异族异国姑娘谈情说爱的柔情男子，开创民间化解民族矛盾，走民族融合之路先河的人物。而司马迁在苏武事件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，他为都骑尉李陵投降匈奴辩护遭受宫刑苦难。而李陵是苏武在匈奴流放19年的救星，没有李陵的帮助，苏武在匈奴是无法生活下去的，没有李陵的帮助，苏武在匈奴不可能有爱情，更不可能有儿子。如此复杂的关系，犹如大自然的斑斓色彩丰富而充满活力。用舞台艺术再现，肯定满台生辉广受观众欢迎。
剧作家、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，驻会副主席陈涌泉在纪念《剧本》杂志出刊七百期的文章（详见2023.9.27《光明日报》）中寄语杂志社要坚定文化自信，要坚持守正创新。余撰《汉苏武牧羊新传剧本通稿》守的是苏武爱国主义正气，守的是正方向，守的是正能量，创的是剧本创作的新文体，创的是各剧种都能用的一剧之本。新文体最大优势、最大特点是留给演出剧种足够的二度创作的空间，演出剧种在剧本故事的总体框架里创作唱词、台词、曲谱、布景、道具、服饰、化妆、动作等元素。余在汉苏武牧羊新传剧本通稿中，把演出剧种二度创作比作披外衣，披上各类各剧种外衣，演出的就是剧种特色鲜明的一台戏。如此亦能壮大剧本创作队伍，有更多像我这样的外行加进来。相信，随着国家艺术基金影响力的不断扩大，中央全面推进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不断深入，中国的文化工作，文艺舞台将迎来又一个百花齐放阳光明媚的春天，而古风神韵司马迁剧本通稿的问世这朵奇葩，也将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绽放。